徐克：希望能聚集香港所有导演再拍作品

影片《七人乐队》最后一个压轴故事《深度对话》由徐克执导，昵称“老怪”的他一直善于在作品中玩“天马行空”概念，这次他特别设置了一个让人遐想无限的未来空间，用有趣的对话和惊奇的剧情反转来描述未来，以此来致敬香港、致敬胶片。作为香港电影短视潮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从1979年执导电影处女作《蝶变》开始，徐克就一直在创作上不断尝试和创新，他执导的新派武侠电影曾将香港电影的特技提升到一个新高度，但除了武侠动作片之外，他有时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不一样的电影，比如《深海寻人》和《女人不坏》等。谈到这次拍摄《深度对话》，他笑着说这部短片的代名词就是开心，讲友情也好，说年代也罢，就是讲述关于“我们自己的东西”。同时他也希望未来能够多有类似《七人乐队》这样的作品，“我希望香港导演能走到一起，拍一个同类型的东西。不是一次，也不是两次，我希望有很多次，可以继续合作，拍一部或者好多部作品来代表我们的年代，告诉观众，有这些人在这里。最新成人片

[创作]

“没深度”地探讨了很多有深度的问题 

“要每个导演选一个年代拍摄，说实话，我其实不知道拍什么，七个人拍七个故事，拍一个年代，但我觉得去碰触一个年代的话，能讲的内容是很宽泛的，因为要在七个不同的时间讲述七件有代表性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没年代。”徐克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其实我没抽到（年代），他们说我抽到是‘未来’，未来是什么呢？要做成未来感觉的东西其实很多，作为七个导演之一你去拍一个故事，最重要是将你当时、当下的感觉拍出来，我当时觉得，《七人乐队》来自我拍《铁三角》时，三人（徐克、杜琪峯和林岭东）合作拍一部戏的想法，我就怀着当初那种想法去想。我发现很多问题都会牵扯到电影人为什么会拍电影？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会走到一起做这样的事？我想从创作人的角度看我们周围环境，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就想到这部《深度对话》。”

至于拍摄成本有限这个问题，几乎《七人乐队》中每个导演都有遇到，徐克也不例外，他想在一个有限的条件里尽力去做一些能做的事情，他设想在片中设置一个房子，房子讲述的是外面的世界，那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那就交由观众自行判断。这段对话讲了很多地球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，男女性别的问题，到底是谁主控着谁？作为观众和创作人的关系在哪里？要让徐克给这个短片做个总结：“其实对话就蜻蜓点水的讲了一下，没什么深度的，《深度对话》就当作是自己给自己幽默一下吧。（笑）”

[寄语]

我们这些导演终于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

使用胶片拍摄是《七人乐队》的一个规定，也是电影的一个特色。要问徐克用胶片拍摄有什么不一样，他说没什么不同，除了摄影机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“胶片其实就是有看不到画面的悬念，其实拍摄起来还是当年的感觉。其实我还原的不是胶片，而是还原胶片的那个年代。那个年代的人拍电影时非常紧张，会紧张胶片够不够啊？够不够时间拍？到底有没有预算买胶片？那种紧张感实在是很深刻。现在我们用数码。其实胶片能做的东西和数码能做的东西有很大区别，胶片后续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，我们拍出来之前会想很多东西，才能让胶片冲印出来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。但现在我们很难找地方冲印胶片，不能看到自己拍的是什么，就给了大家很大的期待感，胶片就是这样。”在徐克心里，经历了胶片时代，看着前辈走过来，随着同行走过来，再用到胶片其实内心会有一种神圣感：“做这件事，胶片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工具，胶片拍得不好，很多时候就是没得补救的，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拍得好才行，这种体验是最珍贵的。”

拍完《七人乐队》，给徐克非常多感触，他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希望《七人乐队》之后，香港所有的导演都可以聚到一起再拍一个作品，甚至再拍几个作品也好：“因为我们以前做过这个事，把所有导演聚到一起，拍一个电影，那这部电影，不管拍得好不好，都是会令香港导演有更多加深友情和互相了解的机会。而且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我们这些导演终于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。”

[专访]

这么多年，拍每部戏都像在搏斗

新京报：这一次《七人乐队》邀请了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七位导演参与，你们平时见面聊天叙旧的机会多吗？

徐克：（我们）不是很容易才能聚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见面的机会很少。像我比如见到洪金宝、袁和平和谭家明的机会都很少。我和杜琪峯、林岭东聚的机会是多一些的，时常坐在一起吃个饭聊下天，大家互相嘲笑一下。那如果要聚集七个人去聊天，我想只有在一些电影节时会有可能，但现在电影节又不是那么容易举办。你说用视频（聊天），那又不是很多人喜欢用电脑，那也不是很多人喜欢用手机。那如果说见面的话，有时，我们看大家的上映的作品，就当作是一种见面。

新京报：你曾与杜琪峯、林岭东合作过影片《铁三角》，是不是因为这种合作模式促成了日后的《七人乐队》？

徐克：我和杜琪峯、林岭东都是电视台出身，在电视台工作时，我们常收工后见面、吃饭、聊天，聊大家喜欢的电影，聊看到哪个导演的戏很好。我们三个人就想着一起拍一些我们喜欢的电影，来纪念一下三个人的知己和兄弟感情，后来就想到不如我们拍一个《铁三角》，但当时坐下来聊了很久都没想出来到底应该拍什么，那不如我们每人拍三分之一，合成一部戏，这是一件开心的事。我们那么多人拍一部戏，能多接触，多聊一些天，多些了解大家那时候的想法。创作也好，（作品有）性格也好，想做什么都好，拍个电影我觉得挺值的，拍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。

新京报：你从业多年，在电影行业里遇到最难忘的挑战是什么？

徐克：制作每一部电影都很困难，每一部戏的困难也不一样。比如拍《七人乐队》都是不容易的，为什么呢？最开始它叫《八部半》，作为8.5分之一，你要讲什么呢？我经常被人问“你拍得顺不顺利？”拍完当然顺利，但事实上拍的时候会遇到不同的问题。比如说（要面临）自己的健康问题，（面临）有什么样的创意问题，加上戏的难度、技术、预算等，都会遇到问题和困难，难到你很难去分轻重。这么多年，拍每部戏都像在搏斗，用尽自己的力量去搏斗才会让这个事情有结果。

新京报：大家现在基本在用数码的形式观看影视作品，比如传统电影院也受到了流媒体的冲击，你怎么看待这种“更新换代”？

徐克：看电视和电影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电视机也好，投影也好，都有不同的效果。我相信创作人一定会根据不同效果创作自己的作品，所以我不认为电影院会被手机取代。很多人用手机看电影为了方便，电影院也有精彩的地方，要做选择的观众是很清楚这一点的。担心？是担心不来，怎么担心呢？比如疫情一来很多电影院都需要停业，这轮不到我们担心。人类的进化程度是我们无法改变的，我们只能应变，根据不同年代的发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